李红 | 打造促进共识的成长型团队
2023年02月28日

我国的残障公益根据障碍类别可以分为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肢体障碍、心智障碍、精神障碍等行动领域。作为访谈人,也是社工领域的长期从业者,笔者(陈茜)留意到心智障碍人士及其家庭支持领域需求多样,从业者专业要求强,需长期追踪才能合理评估成效。在北京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以下简称“融爱融乐”)为代表的心智障碍人士家长组织持续努力下,早期筛查、早期疗愈得到重视,随班就读儿童、“心青年”被看到,融合教育、融合就业等政策相继出台。

在这“难度重重”的议题上,融爱融乐如何找到切入口?如何从支持当地发展到辐射全国?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以下简称“晓更基金会”)如何有如何有效推动社会议题变革?从2015年加入融爱融乐至今,李红和团队共同在探索本土化、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切实为心智障碍人士带来了正向改变。在与李红的访谈中,我们窥见一个纯粹热爱残障公益的人,一支高度凝聚共识持续成长的团队。  


陈茜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吗?是怎样的契机让您进入公益行业? 

李红:我已经在公益领域从业大概14年了。大学时我学的是国际金融,毕业后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师,后来去了企业做内部审计。所以加入公益行业之前,我的工作经历主要与商业领域的审计、财务咨询、内控管理有关。 

有收入之后,我总希望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事情。那时参与公益不像如今这么便利,在网上搜索志愿信息都不容易。我们国家非典、洪灾的时候我都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因为那时候就只知道这些。一次生病期间,我无意中看到国际助残(指法国国际助残联盟)在招一名会计,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NGO这样的形态,之前我一直以为公益组织是不需要专职员工的。 

去那里面试的时候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过了几个月,机构的财务总监离职,主动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尝试财务总监,还告诉我之前没有通过我的面试,是因为觉得以我的履历做会计可能做不久。我也是带着好奇心就去了。有意思的是,面试我的国际助残首代和我有很相似的职业背景,面试中我们聊了很多职业转折带给ta的变化,其实ta的很多思考,也印证了我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模糊探索。比如,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也发现,NGO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只是单纯的慈善。扶贫济困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很多人、很多公益机构在做的都是赋能,推动社区的改变,推动社会环境改变,让资源和机会有限的群体被赋能,并且被看见、被支持。 

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又打回去3个电话去了解这个行业和机构,最后我决定加入这个领域。当时这对于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并不是说物质方面,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我要放弃原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彻底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在国际助残做了大概七年半。对于自己之后的职业,我有几个明确的选择原则:第一,我还要留在残障领域,要回馈这个领域。我非常喜欢接触到残障伙伴和残障伙伴的组织,这份工作极大地重塑了我的三观,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受益者;第二,我不太想去其他的国际NGO或大型基金会。我认为,我之前在国际助残的积累,可能能够帮助到一些本土的一线组织。 

2015年,融爱融乐创办人王晓更老师发现癌症,当时融爱融乐的理事长李俊峰老师邀请我加入机构,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加入了,我也是融爱融乐的第一个受薪的全职总干事。这之前我和晓更老师就有一些交集,我非常敬仰她,她是一个有社会理想的人。 2017 年,晓更老师去世。她离开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个嘱托——希望把她的墓志铭刻为“心智障碍者权利倡导者”。我觉得这也是她对我们这些与她一起坚守这份事业的人的期许。  

 

陈茜:您会怎样划分您从事公益行业的节点?每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李红:首先是2008年加入国际助残,那时候还叫中国项目办,我在那做支持部总监,因为我之前的背景,主要做的是财务管理的工作。第二个关键节点是2011年,受国际助残驻华代表的推荐,我开始担任项目总监。在这之前,国际助残所有的项目管理都是外籍人士做的,这位代表觉得,中国本土的项目总监能更好地把国际组织的想法和理念本土化。到我离开国际助残的时候,基本上推动实现了项目团队的本土化,在项目领域上也进行了拓展和创新。 

国际助残非常系统、深度地完成了我对公益的认知启蒙。国际助残让我感受到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也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赋能、倡导。那七年多的历练,让我从彻头彻尾的公益小白,转变成了对公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自己认知的人。但我仍觉得自己有点漂浮于这个领域之上,因为国际助残毕竟是国际组织,不是从中国土壤里扎根生长出来的“草根”。 

接手融爱融乐是第三个节点。我觉得我真正进入了社会创业者的状态,我要把一个组织带上发展轨道,要去为它的生存去考虑。我接手时,机构其实在运营管理上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专业性、凝聚力、资金稳定性、制度建设等等,都要一步一步去做。在理事会和团队对我的支持下,我还是把融爱融乐带上了一个新的阶段,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描述就是:我用一两年的时间,让融爱融乐这样一个支持心智障碍者的非常草根的组织,在大公益的竞争环境中真正主流化了。 

再后来有了晓更基金会,我成为理事长。对我来说,如何去推动一个面向全国的、以倡导为使命的组织的发展,是一个还在探索的新课题。 

刚进入融爱融乐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2017年我成为银杏伙伴。我因此认识了很多真正有社会创业精神的伙伴,ta们可以在非常有限的资源和机会下不屈不挠地实践,相信微小的努力可以带来改变,相信人和人连结的力量。加入银杏伙伴让我感到像是孤鸟的自己找到了雁群,也让我思考和反思,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创业者、什么样的team leader?此后我的领导风格和方式做了很大改变,从过去我自己去面对和解决事情,到我和团队一起面对事情和共同成长。  

 

陈茜:从事公益到现在,您个人能够想起哪些比较开心喜悦的瞬间? 

李红:这个问题如果是过去问我,我会回答,我最愉悦的事是完成了什么项目,干成了什么事,筹了多少钱。但现在,我职业体验中最愉悦的是,看到我的团队和合作伙伴,每一次面对具体的事情,ta们知道这很难、很模糊,不是轻易可以实现。但ta们坚持不懈往前努力,而每一件事都能带给ta们成长。因为我总觉得,事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做成的,如果总有人不断向前去钻研、去实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我相信事情就会得到更多的推动。  

 

陈茜:您从事公益的过程中遇到哪些比较大的挑战? 

李红:对于一个组织的发展来说,凝聚共识始终都是最大的挑战。 

“凝聚共识”不是指大家单方面听懂了战略的每句话、每个字,而是指大家不断地去理解战略的内涵,并在这个过程中生发出自己的思考、思维和方法。真正的共识是深层次的共识,是激发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看向目标的时候你永远发现,事情还有无限改变、调整和优化的空间。那么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不断地反思、否定你正在做的事情,去寻找更好的尝试?这是我一直希望我的团队具备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是执行团队和理事会之间的协同和共识。融爱融乐是一个由家长发起并参与管理的公益组织,家长的声音很重要,但是家长往往又带着自己不同的思考和需求。比如当孩子有轻度心智障碍时,家长觉得就业很重要,而当孩子有重度心智障碍的时候,家长可能就觉得就业没价值。那么家长以理事的角色参与到组织管理之后,是否愿意站在组织公共使命的角度去深入思考,向执行团队提出问题? 

没有共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法有效地发挥角色,很多工作很容易走向形式化。所以我觉得,如何基于深层次的共识,把形式化的东西变成高效的、实质性的东西,是每个组织在不同阶段都时刻要面对的课题和挑战。

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但组织是公共性的,不代表任何人的个人意志。我们这些组织中的人们,必须要共同不断地去对话、思考、确认:组织到底承载了什么?共同去认知组织的使命愿景和发展定位,这其实是很复杂的过程。  

李红与她的伙伴们

 

陈茜:融爱融乐是怎么培养团队能力的? 

李红:我们每一年都会制定当年团队能力建设的发展方向,比如三年前我们在做“CRPD and ME”,就是我和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就是在让团队知道,服务中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对待心智障碍者,比如是平等的还是我帮你的?团队要明白我们做事情的理念根源是什么,这个完全是团队底层价值观的建设。 

我们还发现同事们在项目管理上缺少认知,这里说的项目管理不是狭义的指具体一个项目,而是工作中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从需求目标、进程把控、质量检测监测等等视角去思考事情。我们把这个做了通识课,全员来共学。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目标性地去设置团队的共学。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结合机构的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季度和月度的复盘、关键问题的卡点的梳理,不断地和同事们回归到工作本身,建设大家的思维框架,促进大家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业务能力和共同体的凝聚力都在不断上升。  

 

陈茜:融爱融乐面向北京地区的家庭提供直接服务和支持,近两年疫情是否有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一些变化?  

李红: 北京应该是疫情管控最严的地区之一,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过去擅长的线下活动,现在很多时候都做不了,线下活动依赖的高校志愿者,也因为无法返校或者外出活动而很难参与进来。过去这两年我们拓展了很多企业合作的志愿者来做线下活动,而高校志愿者经过我们长期的培养,成为线上支持、陪伴心智障碍者的主力军。因为志愿者们的明确分工和作用发挥,疫情期间我们的活动频次、服务受益人次整体上是上升态势。 

我们在2022年5、6月份以线上共学的形式向特殊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师讲授了心智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的课程,放在以前我们是做不到的,但现在疫情逼迫大家要在困境中去探索和成长。有的时候未必达到想要的效果,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有空间,就要向前去尝试。  

 

吴雪萌:融爱融乐的工作需要其他主体的参与才能实现目标。以融合就业需要合作的企业为例,你们是怎样具体去影响企业的? 

李红:融爱融乐有四块业务,融合教育、融合就业、广泛的社区融合和社区参与,加上家长赋能。 

融合就业方面, 以前我们更强调个案服务。但是后来做了战略调整,想更深层次地以倡导的方式来做这方面。我们分析了心智障碍者就业面临的挑战,发现首先就是“职前瓶颈”,能否获得以就业为导向的优质职前教育,会非常大地影响到心智障碍者后续的就业潜能和准备。那么在岗位拓展这里,我们需要代入更多的企业,还需要专业的就业辅导员的支持。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只盯着心智障碍者个案服务,开始变成如何协同学校和我们一起优化课程,如何找到更好的杠杆和更多的场景与方式,推动更多的企业合作,以及怎么影响更多的社会组织和我们一起共同探索就业服务的专业化。 

“如何影响企业”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我们分成了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实线”,就是具体的个案上岗服务。通过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心智障碍者比较适合在连锁服务行业就业,我们大概分了五大类,每一类中都有长期合作的企业。我们很希望这些企业能够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或者见习机会。同时,这些行业里有职业技能和职业礼仪,比如餐厅的桌面怎么布置,我们希望邀请企业里的员工作为实教老师,录制课程给学校,或者扮演实践导师参与线上模拟面试。 

第二条线就是比较“虚”的线。促进企业愿意去将融合就业作为它的关注点。为此我们开发了两个工具,一个是雇主指南,一个是雇主的残障融合用工培训课程。接下来还会做一个大型的雇主调研,找有一定规模、有影响力、有ESG理念的企业参与进来,对这些工具提意见,给我们一些反馈。社会组织最容易走向的就是,自己开发了一个工具,自己觉得好就行了。我们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企业愿意认可。  

 

陈茜:您和您的团队怎样看待政策的作用以及影响?基于哪些理念、通过哪些行动去开展政策倡导? 

李红:我们很重视政策倡导。斯坦福社会创新论坛有一篇文章,提到社会变革创新的四个模型:实验型变革模型,共创变革模型,引导变革模型和强制变革模型。这四个模型没有优劣,而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时期发挥作用。 

融爱融乐早期做心智障碍的支持性就业就是实验变革——探索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通,心智障碍者能不能就业。我们的现在的融合就业发展是共创变革——带入企业、社会组织、学校一起来做融合就业。刚才提到企业的具体合作是一种引导变革——找到有影响力的企业,用它们的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企业。而我们推动政策这件事就是强制变革——促进政策的认同,为事情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更有力的依据。在中国,政策和法律的认可是很重要的保障条件,虽然有了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有效,但是可以形成引导性的方向。 

以晓更基金会在全国层面融合教育政策推动为例,我们的政策倡导工作是在国家大的趋势下去设定一个议程。围绕着一个社会议题,我们挨个去拆解它的核心卡点,一个议题会连续做五年、六年的提案,每一年的提案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发起倡导。整个“十三五”期间,以晓更基金会为主体,我们特别关注融合教育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国家推动融合教育的一个窗口期。2017 年 1 月,李克强总理签署了新修版的《残疾人教育条例》,国家在融合教育的推进发展上,后续也给出了很多具体政策。“十四五”期间,我们可能就会更关注融合就业。因为我们发现,在“十四五”的国家残疾人发展和保障的规划中,除了原来的保民生、巩固扶贫成果之外,国家更注重残障人士的就业和无障碍发展。 

提交提案先是要和教育部门、老师、家长、媒体形成我们的提案,再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到政策制定者,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促进相关方共识的过程。政策倡导很多时候不是马上有效果,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要发挥一个作用,就是要把残障人士的需求告诉政策制定者,促进共识,等待时机。   

融爱融乐举办的线下活动

 

陈茜:您觉得当前中国的残障人士议题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 

李红:总的方向是在进步的。残障者的状况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善。但是我这个人是积极的悲观者。 

我们国家在 2008 年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体现了对残障事业的投入和关注。整体上残障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在不断上升。社会对残障的理解其实也在进步,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歧视现在相对少见了很多。小时候,有些人见到智力障碍者就会叫人家“傻子”,见到精神障碍者就说人家是“疯子”,现在很少了,但是间接的歧视依然广泛存在,这种歧视导致我们并不经常看到残障群体出现在主流生活中。我们不会经常在公交、地铁、商超、学校、企业中看到残障人士,这就是我们社会在残障者的平等机会、平等权利上做出的限制。 

中国的家长要去养育一个受残障影响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幸。但是可能在一些残障服务更好的国家,虽然家长们仍然会觉得养育有心智障碍的孩子是很大的挑战,但是ta心里那种受害、受压迫的感觉,相比我们的家长要弱一些。所以其实这取决于大家怎么看待残障

残障人士就是很不一样、很特殊”,这个视角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还是挺根深蒂固的。从权利的视角去看待一个少数群体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下还是没有普及。  

 

访谈:陈茜 吴雪萌 

文字:陈茜 吴雪萌 蒋雪玮

图片均由李红提供


播客片头音乐:Guitar, Acoustic, GMaj7 Chord.wav" by InspectorJ (www.jshaw.co.uk) of Freesound.org
播客片尾音乐:Electro-acoustic guitare loop in C dorian by matt141141 of Freeso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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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总干事,北京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公益管理硕士。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监事。曾经任职国际助残中国项目办项目总监,近十五年残障公益职业生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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