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思瑞丨公平教育-向公平世界更进一步
2022年06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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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

以教育公益作为切入点,打破贫困代际循环。从国际视角到中国视角,专访从事公益40余年的国际公益友人霍思瑞Siri Holmebakk。


 

一个青年国际志愿者对不平等的思考 

 

我在一个非常安全、富裕的社会中长大。挪威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即使还有社会问题,它也还是一个福利社会:人们有足够的食物、教育,医疗保险基本上是免费的。你可以一直在挪威生活,却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困难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你可以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

我很小就开始做公益及其相关工作。对我来说,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我想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第一,父母对我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从小,他们就与我讨论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贫困和战争。我了解古巴的革命,小时候的英雄是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我的父母都参与了反对不平等和反对战争的抗议活动,我的母亲甚至因为“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被学校从教师的岗位上开除了。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你不能相信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质疑为什么世界上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这种不平等是如何建立并长久维持的。这些问题包括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战争、贫困和剥削。

但是让我决定用我的一生,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尝试改变世界的,是另一个原因,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到过许多国家,并在我的旅途中亲眼见证了不平等和贫困。17岁时,我在南非的津巴布韦担任志愿者。那是1980 年,津巴布韦人民刚刚把自己的国家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1]在这之前,由英国殖民者主导的,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2]统治了津巴布韦超过 20 年。当时有超过10 万人——其中大多数是 15 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战争逃亡到莫桑比克。在津巴布韦解放后,这些孩子又回到祖国,但大多数人都成了孤儿,战争夺走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和家人。当时的志愿者是一群来自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年轻人,包括我。我们来到津巴布韦是为了帮这些儿童建立一所学校。因此,我们和2000名刚从莫桑比克难民营回来孩子一起住在乡下的一个营地里。

在当时的津巴布韦,占人口总数 10% 的白人农民拥有 80% 的土地。我们拜访了一些当地非常富裕的白人农民。其中有一户只有两口人,却拥有六万亩的土地在那里养牛。除了农场里的工人,这户人家还有 12 个本地人作为仆人,仆人负责做饭、打扫、打理花园。我们很生气,因为在我们工作的营地里,孩子们几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津巴布韦首都的一些白人官僚阻止向营地运送食物。这些白人官僚不喜欢本地人接管这个国家,他们觉得津巴布韦是他们自己的,是属于白人的国家。非洲从来没有优待非洲人,非洲人从来没有受到教育。全国只有 3 名受过专业教育的非洲本地医生。这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

在那之后我去了很多的国家,大多数是贫穷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住在当地人的房子里。人们都非常友好,欢迎我们进入当地人的生活。我们还去了印度,住在一个贫民窟的家庭里。印度贫富差距很大。但最让我愤怒的是,印度的许多富人认为:穷人穷也没关系。宗教告诉他们,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是因为他们的前世表现不好。最可怕的是,许多穷人自己也相信这样。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一点是,中国人并不承认贫富差距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认可不平等。即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大多数的人不喜欢这个。人们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在中国,穷人是受到尊重的,劳动的人也受到尊重。

 

身体力行,从教育公益领域开始

 

互济最大的项目是“未来希望幼儿班”,这个项目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支持213个农村幼儿班,覆盖6700多名儿童。我们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在乡村地区,比如云南、四川,受益人群也都是贫困的孩子。我们相信,通过让贫困儿童获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可以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从而避免贫困儿童因为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在成年后如自己的长辈一般陷入贫困。所以才有了“未来希望”这个概念。

我们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好多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在部分地方,我们遇到的人不太清楚“公益”是什么。因为“公益”这个概念在中国不太普遍,所以我们必须解释一下我们的角度是什么。我们在每一个项目点都跟当地的政府合作,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清楚说谁是谁;第二个肯定是努力动员社会,为了筹款,让项目有足够的资金。这也是一个挑战。

大凉山的孩子们在户外上课

我们在乡村遇到好多问题,但是我们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选择”这件事不容易。比如说,选择在哪里工作?我们需要考虑好多因素。所以每次我们做项目之前,都会做一个基线调查。这个基线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地的需求,项目的效率,能够得到多少支持,等等。比如说要支持幼儿班,我们需要考虑当地是不是真的有幼儿班的需求,或者是我们需要找到最有需求的地方办幼儿班。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个幼儿班有没有潜力提高,能不能长期办下去。如果这个地方的老师马上就要退休了,这可能就是一个不太有效率的地方,因为我们培训这位老师一年之后,这位老师可能就退休了。如果地处偏远的村子非常需要我们的项目,除了需求和效率,我们也需要考虑当地的这个村委员会是不是支持。如果他们非常积极,他们非常支持,“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就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在这个地方开展项目。

 

教育是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积极变化

 

我之前是教师,2008年来到中国参与公益事业。实际上我的初衷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教书育人和做公益是一样的,都是在帮助别人。我认为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成长变化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还是作为一个集体,人们通过教育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人们通过教育获得了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做更多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我认为未来希望幼儿园项目最美妙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们的变化。这种感觉和我在欧洲当老师时很相似。年复一年,甚至是月复一月,我看到了学生们的巨大的变化。我看着凉山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的彝族孩子学会说普通话,从我第一次拜访到今天,甚至不到一年的时间,孩子们就有很大的进步。这是非常值得的。那些学龄前的孩子已经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为孩子们将来进入小学阶段的学习打下了坚持的基础[3]

我记得很多年之前,大概是 2010 年,云南还没有很多村级幼儿班。那时我参观了普洱的一所乡村学校,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很多少数民族的孩子,比如说佤族、拉祜族,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对学校的知识一个字都不懂。有些孩子要到三年级才能完全听懂老师的话。但那个时候这些孩子已经厌倦了上学,学习进度落后很多,很难赶上。现在互济在普洱地区支持幼儿班已经快四年了,对比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的情形,可以看到很大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当然是孩子。孩子们更自信了,学会了一起学习和互相帮助,学会如何照顾好自己。孩子们很开心,对学习新事物很好奇。当地教师也有很大的变化。目前我们与 6 个不同的县的 336 名老师合作。大多数老师是初中毕业,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培训,但都很爱孩子,也很有耐心。老师们努力工作,使幼儿班成为一个好的地方。一开始,老师们不太清楚 3 到 6 岁的孩子是如何学习的,即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教学,也只能模仿自己过去上学时看到的老师的做法。后来,我们在每年寒暑假开设了针对教师的阅读培训,教授老师们关于学前教育的知识。在参与了我们安排的阅读培训后,老师们了解了更多关于学前教育的知识。除此之外,我们当地的项目团队每个月都组织针对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活动。老师很开放,愿意学习。通过多年来的共同学习和互相帮助,当地的教师已经成长、发展为非常好的学前老师。

在互济,我们认为相比城市幼儿班,乡村幼儿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乡村地区的人们也为自己是乡村人而感到自豪,而不是觉得自己没有城市人的聪明,或是更落后。乡村幼儿班很安全,它在自然的中间、村庄的附近,可以把村庄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教室的一部分,这是城市里不容易做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的老师带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收集树叶,研究树木、水、植物和动物,还要请村里面的老人来幼儿班讲述族里的历史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们发现未来希望幼儿班的教师学会了奖赏和利用乡村的环境。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表明的是,我们在老师身上看到的改变,和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具有一样价值的。

老师和孩子们

父母也有改变。我们当地的项目团队定期对家长进行培训。我们讲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关于健康、营养,以及与孩子一起讲故事、玩耍的重要性。我们向家长讲解为什么3-6岁的孩子不应该学太多拼音、汉字和数学,而是应该通过游戏和体验来学习。在未来希望幼儿班,我们鼓励老师进行五个日常活动:动动小身体、动动小手、动动小脑筋、语言真奇妙和月度主题。每一个月的主题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学校的日子更有趣,并向孩子们介绍一些重要的话题,比如天气和季节、我们的村庄、做好事等。父母的改变不仅是因为培训,更是因为家长们直观地看到了孩子在通过学校学习取得的发展。在普洱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家长们并不是很愿意支持 40 元一个月的学费。但是他们看到孩子的巨大变化后,他们非常愿意支付。

我们当地的项目团队也有变化。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自己实施的,这是我们的特长。所以我们当地的项目团队非常重要。在每个县,只要我们有项目,就有落地项目团队,只是有些地方人多一些,有些地方只有一个人。我们最大的团队在凉山州的布拖县。项目团队中的大多数是本地人,是少数民族,在乡村出生长大。项目团队中的许多人以前是我们幼儿班老师,后来决定接受更大的挑战,申请成为项目团队的成员或者项目经理。互济对项目成员有一个系统的、良好的培训和支持的系统。搭建对项目团队的培训系统是我在互济主要的任务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的项目组成员变得非常能干,逐渐学会了解决问题,努力实施项目并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和影响。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很喜欢看到当地项目团队的变化,这说明我们的培训系统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成功了。

 

点滴温暖收获凝聚成持久动力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大多数项目在乡村。我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当地的团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所以我经常去那些项目所在地的村庄看看我们的团队。

我在幼儿班的老师中有好多好朋友。有一次我去了凉山布拖的一所幼儿班,我去过那里很多次,所以认识那里的老师。他非常擅长唱歌和弹吉他。他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幼儿班的一间只有一张单人床并用作仓库的小房间里。他对孩子们很好,非常有热情,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当我来的时候,他弹着吉他和孩子们为我唱了《小草》。在这个贫穷的小村庄里,这位老师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地方。孩子们喜欢在这里学习、唱歌玩耍。孩子们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长大。

和孩子们在一起也给了我很多灵感。在布拖,孩子们的责任感和善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彝族人一般都非常非常热心和好客,都喜欢分享。以前我和一些捐献者一起参观了幼儿班,捐赠者中的一位决定给所有的孩子送巧克力。对于当地的一些孩子来说,这是第一次吃巧克力。孩子们对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好奇,但是有些孩子没有马上吃。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当老师问其中一个小男孩,他解释说他打算把巧克力带给他的祖母,因为她从来没有尝过巧克力。

孩子们的集体照

对于我们许多幼儿班的教师来说,参与我们的项目会有一种归属感,这对教师来说意义重大。当工作在最偏远的乡村、远离县城的情况下,老师们在孩子们哭泣时,父母不让孩子上学时,孩子们开始打架时,都很容易感到不知所措。我们的一位项目经理在加入项目团队之前,在幼儿班担任了五年老师。这些项目经理向我解释说:“对我来说,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互济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来我的幼儿班拜访我。你们关心我的所为,并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不知道我在课上做得是否正确。但当我们参与项目的阅读培训时,我可以遇到其他有相关情况的老师,他们恰巧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我属于这个团队,我们可以互相支持。”

 

我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在中国继续做下去,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做这样的学前教育。我希望看到使用游戏化教学的幼儿班老师; 我希望有更多知道如何培养孩子的父母;我想看到他们房后的小花园;我想看到孩子们帮助邻居,照顾社区里的弱势群体;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包容残疾人和艾滋病患者;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开放地学习新事物,并对外事开放,学会互相帮助,学习新事物,学会保护周围的自然环境。通过我们的公益项目,我们看到了很多改变的例子。这些故事和经历给我带来的很多的灵感。

 

 

访谈人:林文漪、谭玥

整理人:蒋雪玮

照片均由互济提供


[1] 1890年,不列颠南非公司入侵了津巴布韦地区,并在对当地人进行了屠杀后,划出了现在津巴布韦的边境线。1890年至1980年是津巴布韦历史上的殖民地统治时期,由白人统治。在1980年4月,白人少数统治被推翻,津巴布韦宣布从英国统治下独立。

[2] “种族隔离”是一个南非荷兰语单词,意思是分离,这是南非政府为其种族政策定的正式名称:实际上,它是指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种族压迫和剥削的体制,在这种制度下,非白人的行动自由与政治、社会、经济权利均遭到严厉的限制。 实行种族分离就是将国家划分为白人(欧洲人)区和非洲人保留地,并将白人区的居民分隔到所谓“集团住区”内。

[3]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公立小学多使用普通话和彝语双语教学,但普通话在许多课程中占据主导位置,例如物理、数学。并且,普通话在孩子未来的升学、生活、外出务工中有重要作用。当地人多用凉山彝语(一种彝语的北部方言,又称“诺苏语”),甚至的不同的县域有不同的彝语方言,例如在布拖县有布拖土语(阿都话)。从小与父母使用彝语交流的孩子很难适应立即普通话课程可能出现厌学情绪,进一步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这种教学语言和当地少数民族通用语言不同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很常见,例如川、滇、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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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 Holmebakk (霍思瑞)
1960年代出生于挪威。曾在丹麦从事教师工作 25 年。2008年来到中国学习中文,2010 年起在中国参与于公平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2017年5月,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互济”)成立。霍思瑞自互济成立之日起即加入互济担任副秘书长一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