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还是令医界无奈、患者绝望的高致死率疾病。彼时华中地区贫穷村庄中的不规范输血行为，形成了诸多受艾滋病影响的苦难家庭。智行基金会是杜聪先生有感于这样的苦难而创立的，其重要目标是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提供持续的支持。一路走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集中服务此类人群的公益组织。 

2009年加入智行的Judy，已经与智行共同前进十余年的时光。从实习生到项目总监，Judy经历了多个时间阶段和工作岗位，这让她非常了解智行。在“益两300计划”访谈中，Judy与我们分享了——智行以何种理念和方法提供支持？她在工作中有哪些深受触动的时刻？以及，多年行动背后的智行团队是怎样运作的？从Judy的讲述中，我们得以近距离体会智行是如何陪伴和支持孩子们成长的。 

智行的行动证明了，处于经济困境和社会排斥之下的儿童能够摆脱困境、实现自我，亦证明了为这些儿童提供有效支持的公益行动具有的重要价值。 

智行缘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华中地区的采血流程极不规范，针头共用、消毒匮乏、回输红血球等超规操作最终引起了艾滋病的大规模感染。经过时长不等的潜伏期后，发病的感染者会被HIV快速地破坏免疫系统，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在今天，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普遍用于艾滋病的控制，这一疗法能够有效恢复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减少患病对其生活和生命的影响。但在尚无有效干预手段的当时，感染者很大概率上在发病后的两年内死亡。 

在智行基金会的创始人杜聪还是一名华尔街银行家时，他在内地工作中偶然听闻河南的艾滋病村。杜聪前去探访了数个村庄，村中的景象成了他夜晚的噩梦——新的坟墓和空荡的屋子，疾病缠身卧床的父母，以及他们无助的孩子。有的父母已经抱憾离去，有的在重病之中无力地担心着孩子的未来。受患艾滋病父母和因病致贫家庭的影响，很多孩子虽然没有感染HIV，但他们不再接受教育、缺乏家庭的照顾，并且遭到他人的排斥。想到这些孩子可能因此失去有希望的人生，杜聪产生了一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要让这些孩子真正地脱离困境，并且不容等待。 

1998年，杜聪在香港创立了智行基金会，希望将人们拥有的智慧付诸行动，推动社会更加平等和健康。“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项目”成为智行的核心项目，这一项目为中国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长期、全面的支援。2002年，智行支持了第一批127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行动至今，已累计支持超过32,000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从杜聪无法放置的善念一路走来，智行已发展为中国最大的集中服务此类人群的公益组织。 

杜聪和智行支持的孩子们

智行成立若干年后，河南人Judy恰巧参与了智行在河南的公益活动，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她收获了良好的活动体验。2009年大学毕业后，她去了智行实习。那是一段今天想起依然快乐的时光——乐于帮助新人的智行前辈们，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都让她喜欢这份工作。后来，Judy成为智行的正式员工，先后担任资料员和郑州办公室主任，现任智行核心项目教育资助项目的项目总监。 

考上大学的孩子们 

如何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真正脱离他们面临的复杂困境，是智行在创立时就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智行选择了开放环境的态度。 

“我们觉得这些孩子还是应该生活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的社区里面。这样当然会经历一些歧视，但这可能是他们需要经历的，他们需要经历社会化的成长。我们会在旁边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建立强大的内心。如果我们建立一个专门的学校，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他们与社会的连接就会弱很多。所以这个态度是我们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 

想在开放的社会中取得个人发展，个人能力的培养就非常重要。因而，持续的教育资助成为智行的核心支持方法。 

经济障碍是首先被破除的，孩子们不再因为费用问题而被迫辍学，这种资助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 

Judy在她的第一个岗位做资料员工作时，她与家访员协作，到学生家庭中了解学生的近况，收集审核学生的申请资料、制定助学方案。“我们跟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都是有非常深度的联系的。因为每个孩子在每个学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会去追踪了解孩子现在的阶段。如果学生升学了，可能升入高中或大学，交纳的学费高了，那我们支持的助学金就会相应提高。” 

为了有效地提供支持并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教育资助的实践方式经过了审慎考虑。基本原则是，在尊重受助人的基础上提供支持。为此，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不限制资助的名额。 

“假设在一个学校设立50个名额，但可能有超过50个孩子需要得到帮助。他们为了申请到有限的助学金，大家之间要去比较，可能会故意比别人扮得更可怜、更贫穷。我们觉得这对于孩子的心灵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智行先从一个村子开始，等到支持了这个村子所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再拓展下一个地方。一步步走来，目前，智行已在华中、西南两大地区设有11个一线项目组，资助遍及13个省份的数千个村庄。 

在实践中，新的需要又被发现。资金虽然能解决孩子们被迫辍学的问题，却无法直接促进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这涉及到孩子们内心的意愿和预期——他们是否向往通过学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从2005年开始，智行每年开展“城市夏令营”活动，带着孩子们去前沿城市，到名牌大学、知名企业、风景名胜等地方参观，“我们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世界的不同”。夏令营还包括艺术辅导版块，帮助孩子们舒缓压力、建设内心。Judy所在的郑州办公室2022年获得了较多社会支持，于是接连举办了3个夏令营。“我们郑州的同事还全是女性，真是铁娘子的感觉”，Judy笑道。 

2019年智行广西夏令营

2021年智行上海夏令营

孩子们的好消息是对智行工作的最大肯定。通过持续的教育助学，已有超过5000名智行的孩子们考入大学，这个数据里包括近2000名正在智行的支持下就读的大学生，还包括大量已经就职于各行各业的毕业生。这些最终在社会中发挥自我价值的“孩子们”，回应了杜聪成立智行的初心——希望孩子们彻底脱离困境。 

夏令营的作用也得到了惊喜的反馈。在一次大学生交流活动中，一位学生分享了大学选择酒店管理专业的原因——因为之前参加智行夏令营的时候，ta被五星级酒店的那种优雅氛围深深吸引了！“没想到我们的一个只是为期五六天的活动，可以对一个孩子有这么深的影响，就好像是播下一颗种子一样。” 

打破纪录的面包烘焙师 

“我们在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读书的时候，可不会去看他们的成绩底子怎么样。我们只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家里受到了艾滋病的影响，是不是需要帮助。” 

考上大学甚至研究生的学生们固然让智行自豪，但良好的学习成绩不是智行资助的判断标准，也不是智行行动的唯一目标。在高等教育路径之外，职业教育路径同样得到了重视。“有一些孩子确实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放弃ta，我们希望去挖掘ta的其他潜能。”在智行的支持下，2000余名青少年获得职业培训。 

智行开展的“海上青焙坊”职业培训项目

“海上青焙坊”是智行推荐给受助学生职业培训的代表项目。这一项目与上海法国青年商会合作，为17-23岁的贫困青年提供一年期的法式烘焙培训，目前已有13届学员顺利毕业。Judy与我们分享了其中一名女学员的故事。 

智行遇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她由于父母患艾滋病所加剧的家庭贫困，没读完初中就辍学了，正在广东打工。智行支持她参加了“海上青焙坊”项目。“她是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欲的，她的辍学完全是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她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表现优异，女孩获得了去法国进修的机会。从法返回后，曾是海上青焙坊学员的她，转而成为这里的授课老师，培养出一批技术很好的学员。2020年法式面包世界杯比赛中，她担任中国队的教练，带领团队获得了冠军，这是自该比赛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登上领奖台！ 

“她后来自己说，打工的时候觉得她的命运就是那样了，打几年工，回去村中嫁人，结婚生子。” 现在，这个曾这样想过的女孩在上海的跨国食品公司工作，有不错的年薪，英语和法语讲得很好，自信且乐于自我超越。但是，Judy不认为智行在她的人生转变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因为——“她最终的改变都是因为她自己这样的努力。” 这是一个非常耀眼的事例，这样的成功不是智行对孩子们的普遍希望。“我们只是希望，孩子们可以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地成长。ta不用多么成功，但是我们希望ta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为之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 

但是，这样的事例却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人的人生不因其在什么家庭中而被注定，而是因为经济、教育、社会接纳上的弱势与不公正，遭受了个体难以摆脱的限制。当智行帮助孩子们打破限制，他们自己内心的力量，就足以让他们展翅飞翔。

当一颗星星遇见一片星河

“我们支持的这个群体，很多孩子从出生或是小时候开始，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这其实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很大的创伤和压力。”为此，智行持续在家访中鼓励孩子们，开展艺术辅导项目，并面向社会推进反歧视宣传。 

而除了这些方式，智行还有一个特别项目——“大哥哥大姐姐行动”。这个项目通过同类经历的人的彼此连接，以社群的力量，富有成效地让孩子们增强了自信、减少了孤独。这也是Judy最为印象深刻的智行项目。 

一些孩子在智行的陪伴下长大，同时一些孩子新加入智行的大家庭，这就形成了智行支持的学生中不同教育阶段并存的状况。基于这种状况，2005年，智行创意性地设计和开展了“大哥哥大姐姐行动”，这一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在暑假，智行组织智行的大学生“哥哥姐姐”，和智行一起，去中小学生“弟弟妹妹”家中做家访，并为弟弟妹妹们开设多样的兴趣班。在2022年，共有约400名智行的大学生为约4000名智行的中小学生提供了公益服务。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在智行的资助下长大的。当他们去和小朋友们说，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家庭背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很好的发展，你也可以，那么这些孩子会非常非常有共鸣，比我们员工来鼓励要有效得多。”这一活动的开展，对中小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改善与学习成绩的提升，都有可观的促进。 

这一项目也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今年报名的大学生大概有五六百，根据活动的需要，最终有近400名大学生参与。我们其实希望每个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有一次暑假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Judy觉得，这一活动的受益者不仅是“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也从中得到了心理舒缓和个人成就感。 

2022年智行“大哥哥大姐姐行动”

智行支持的孩子们长大后，支持了与自己相似的孩子，智行的创始人杜聪称之为“善的循环”。而在智行的持续努力下，这一循环还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变体。 

2002年，智行开始支持第一批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2005年，智行开始开展“大哥哥大姐姐行动”，鼓励受支持者学生的内部交流与促进。2008年，曾受益于“大哥哥大姐姐行动”的弟弟妹妹，第一次作为哥哥姐姐，重新参与到这一活动之中。至此，这一项目所传递的爱，被收获爱的人传递了下去。参与这一活动的学生们不只是同样受到艾滋病的影响，还因为爱的收获与传递，同样地感受到了智行社群支持的力量。  

还有一些智行的受支持者由于感染了HIV，长大后在婚恋上面临较大的困难——虽然现在的母婴阻断技术已经可以支持HIV感染者生育健康的孩子。为此，智行开展了社群内部的联谊活动，为青年们的婚恋创造机会。目前，已有80多对感染HIV的青年，通过智行的活动相识、相恋、步入婚姻，也已经有80多个健康宝宝诞生。说到这里Judy特别开心。  

如果说，教育助学让智行的孩子们摆脱经济困境和实现个人价值，那么社群支持则让智行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和感到温暖。“有一个孩子对我说，Judy姐，我觉得我在智行遇见那么多的伙伴，像是一颗星星遇到了整片星河。” 

背后的智行团队

“杜聪老师常说，他希望我们在智行首先自己要快乐，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机构的价值观，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践行的。” 

智行现在有80多位全职员工，半数以上为一线服务者。与公益行业普遍的人才流失状况不同，Judy用“稳定、优质”来形容智行的团队。 

智行团队

有价值感的行动固然是员工愿意留下的原因，但除了行动本身的反馈，智行有其善待员工的理念及方式——尊重每类岗位，并为员工营造发展空间。Judy经历的岗位变化，让她既有作为基础员工的工作体会，也有作为管理层人员对员工管理体系的了解。 

“我在智行的第一阶段是做资料员。外人看来那可能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岗位，但当时我就觉得责任重大，这就是因为智行营造的氛围——各个工作岗位是环环相扣的，大家只是分工不同。资料员和家访员这些基础岗位的工作，对于了解受助者准确、全面的一手信息，对于后面的其他决策和调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制度等组织统一文件的制定中，智行充分尊重各个岗位的意见。所有岗位的员工都会被征询意见，其意见得到综合和反馈。当每个人都认同内容不再需要调整，文件才会被通过和实行。 

智行的各岗位员工享有较为平等的福利和机会，比如平等的培训机会。而福利上的平等甚至在近两年走向了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新冠疫情之后，智行面临的资金压力显著提升，“以前我们每年都会给员工调薪，包括年终奖。但现在确实在经济方面受到一些影响，过去这两年，调整薪资和奖金我们都是优先考虑一线服务的员工，管理层反而是次要的。”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员工的职业发展空间被认真地营造。Judy解释，智行有类似“综合岗”和“技术岗”两类员工发展路径。如果员工对综合管理有兴趣，可能会经历资料员-主任-区域经理这一发展路径，如果对于开展服务有兴趣，则可能会从初级家访员发展为资深家访员。这样的设置，让员工能够在其感兴趣的路径上实现个人发展。 

智行还设立了员工自愿轮岗的机制，员工可以申请去智行的其他岗位或项目地工作一段时间，更换心情的同时更多认识智行。同样重要的是，员工在受到尊重的、开放的工作氛围中，有了更好的工作体验。 

“我们现阶段面临着资金的压力，但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已经有一支非常稳定的、优质的团队。从2002年到2022年这二十年中，智行团队的文化与经验的积累，让我们更有信心面对困难。无论是项目的设计、创新，还是运转，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去应对挑战。”智行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新冠疫情之后的三年，智行对学生们的资助和服务，没有出现任何中止与要求降低的情况。 

谈到自己现在作为智行员工的体会，Judy说，“我觉得员工和机构最好的状态，就是势均力敌、并肩作战。员工在成长，机构在发展，机构与员工相互促进。这也是目前我与智行的状态。如今，智行早已不只是我的一份工作，更成为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家访中的Judy（左一） 

访谈：吴雪萌 陈茜 

文字：吴雪萌 

图片：智行基金会